供应商、企业雇员、消费者与政府监管，研发、制造、包装、仓储、物流、营销，所有事物都在进入一个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
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所以商的统治者虽自认为是天帝之子但失德之后照样不再享有天命而被起于西垂的蛮夷小邦周取而代之。
由于本书的主题在于清末以来中国的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所以笔者本节中仅是对于天下体系、华夷之辨、大一统这样几个关涉中国多民族统一, 国家历史研究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术语进行了解读，未专门细述中国历代民族关系史、中国历代民族治理史等学界已有研究颇为丰硕的命题。在西方的氐、羌、昆夷，为西戎。[24] 可参见《春秋》中大量关于征讨或者与夷狄结盟是否正当的讨论。天下体系中对统治者唯一性的强调、对中的意识的强调，使得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政治精英，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视割据为乱象、视统一为正统，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举措来巩固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甚至，像汉代司马迁在《史记》的编撰中对于春秋列国国君谱系的重新整理与书写，实际上也是一种通过历史书写的大一统政治叙事努力，如于逢春所指出的，《史记》以十二本纪为纲,配以十表，构筑了古代中国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年间历史的纵轴，给人以明晰、流动而一贯的时间景象。
而生产方式与认知观则又深刻影响着这一空间的政权运作形式以及交往规则。[49] 戴小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11][15][16][17]第二，着重论述法治指数设计和研究对中国的意义，强调法治指数设计和研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7]55-56因此，法治指数体系的设计可能是针对国际层面上不同国家，也可能针对国家内部及其不同区域，但是促使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绩效的评价趋于统一化是法治指数体系设计时必须坚持的目标。 内容提要: 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随着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法治指数设计并加以推广的运动。中国各级政府对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进也是建构主义理性思维的典型表现，但法治现代化的核心恰恰是法律或者法治精神的现代化转化，这种转化体现着法治最为核心的特质，更需要的是渐进主义式的演变。2012年沈阳市人民政府颁布实施《沈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
只要简单地在网络上查询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如下信息，从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以来，从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一直到区(县)级政府都制定了各自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或者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等②。科学主义热衷于依赖逻辑、数学的方法对社会历史规律进行探寻，并通过这种规律的发现来将其作为中国法治的基础，偏重法典式的法律体系建构模式，强调社会工程中的法律的调控作用，这种倾向和大陆法系的建构理性不谋而合。
[30]实践中，这种社会指标或者指数的设计与推行也逐步显示出这种测评方式本身潜在的弊病。首先，在法治指数设计过程中，指标的设计、指标的量化和细化、指标权重的设置、数据的搜集方法等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二)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的中国与世界 法治作为世界人类文明的构成元素之一，毫无疑问其所表征的乃是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与生活理想，因此其当然地也就具有人类主体、世界空间与古今延续的普世性与普适性。从逻辑角度看，任何人对于法治指数具体设计的前提都无一例外地是对法治内涵的确切把握，但是任何试图对法治定义的努力又都容易陷于一种没有穷尽的争论中。
自近代以来，被称之为赛先生的科学成为启蒙的旗帜和口号被引进中国并得到广泛宣传，最终逐步演化为一种科学主义。10.挑战关于什么引发了问题的智慧往往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6.别把指标和现实相混淆。(一)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的虚与实 在当今中国社会背景下，法治指数体系的工程设计及其实践推行，其初衷乃是面对中国社会自古以降不仅缺乏现代法治的思想与观念等精神要素，而且缺乏现代法治的制度架构与实践经验的历史与现实国情与境况，而力图将中国的法治从口号与宣传的虚境推入到制度举措的实践情境之中。
但从法治与真实的人的真实生活的逻辑联系来看，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确实需要谨慎地处理好定性与定量的关系。诸如，来比较一下世界正义工程设计的法治指数、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社会发展指数计划和我国杭州余杭区的余杭法治指数④，这三个不同的法治指数的指标体系各自对法治的理解也不相同。
钱弘道教授提出，中国的法治评估采用的是一种广义化的界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属于法治内容的方面也纳入评估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考虑自身的位置。
2011年8月，北京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33]防止定量分析中这种现象出现的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避免法治指数设计者、执行者与被测评者之间的三合一，鼓励更为独立和多元化的法治指数的出现。这种局限性在法治指数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部分地就源自于法治量化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缺陷，诸如不存在不受价值影响的指标，那么法治指数的设计就可能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如果这种法治指数的设计者与被测评者合一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导致法治指数的无效，成为一种违背法治规律的虚构，即使独立的第三方的法治指数能够尽量避免这种价值倾向性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但是别把指标和现实相混淆，因为最好的法治指数设计也是对现实片段的测量，任何一个指标体系都无法涵盖整个法治建设的体系。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背景下，法治指数的实践大热，远不能遮蔽和真正解决其在理论上的那些辩证难题，而这恰恰应该是我们在理论上予以理性考量的中国背景下的法治指数设计应加以认真对待的思想维度。尽管大多数人都承认法治指数设计与推行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的重要意义，希望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进能够帮助中国社会早日实现法治国家的梦想，希望法治指数的推行能够促进社会中民众的法治精神的培育和养成，然而我们更希望我国各级政府和法学学术界都能够理性对待当前的法治指数热，认真思考中国法治指数设计所必然涉及的诸思想维度。第二是将我国的法治实践作为设计法治指数或者法治评价体系的根据，强调中国法治的独特性。
我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提出的余杭法治指数将法治分解为九个一级性标尺：党委依法执政。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国家主权先于各个行政区划存在，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国家通过宪法进行的授权。
这种论证方式显然是不够严谨的，因为任何不同的法治理解都可以归诸法治发展阶段的不同。但在实践操作层面，如何在中国社会实践和推进法治，确实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大问题。
开放政府、强制性执法。各级政府的一些部门也制定了本系统的法治指数③。
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遵循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给予了地方先行试验的权力，也就是说赋予了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和区域内突破全国法制框架的权力。5.指标的象征性价值也许盖过它的字面价值。但是法治建设实践的进行不仅仅是靠口号的宣传，也不是靠政治人物的作秀，而是需要真切地将法治的精神贯穿和融入政府的一切运行过程中。那么，如何对待这种在法治理解上的中国与世界的差异，无论对于学者还是各级政府而言，我们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对法治文明共识的任何修正和中国化都需要经过严谨的论证，不能想当然地将中国现实存在的所谓特色都作为是对法治的正确而唯一的正解，否则很可能将导致这种法治指数的设计成为一种掩盖我国法治建设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华丽外衣⑤。
在传统上就极其缺乏民主与法治因素的中国社会实行法治，以建构主义的思维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力量来设计和推行法治，应该说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理性选择。我国地方政府的权力要弱于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权力，即使在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政府中，也强调整个国家利益的优位性，诸如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7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因此，旨在推动法治发展的法治指数设计必须在尊重世界法治文明的基础上融合自身的特质来丰富法治的内涵。考察法治的现状并非只有一种路径，设计的法治指数也无法涵盖法治的所有方面，因此法治指数的理想状态和考察的侧重点密切相关。
我们太想毕其功于一役地短期内就实现法治了，容不得任何理性的等待时间，比如：2004年国务院以国发〔2004〕10号文件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9]2007年，美国律师协会联合泛美律师协会、泛太平洋律师协会等律师组织发起成立世界正义工程，将法治指数明确为判断和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及其程度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
法治指数的设计和推进是为了推进法治建设的发展与完善，并且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和途径。 二、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 在我国，法治指数的设计依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已经开始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中的热点。[25]92但是这种蕴含强烈价值倾向的实质法治的内容究竟应当包括哪些部分，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认知和理解是明显有差异的。法治指数的设计与研究的兴起得益于社会指标运动的进行，有关指数的设计不限于法治建设方面，甚至其他方面的指数设计出现的时间更早，比如1972年自由之家发布的世界自由度指数，涵盖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指标的测量。
[37]但是法治的存在基础在于人的世界，并且是个体性的人的世界。但是，这里容易出现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法治指数的可欲性和可行性的平衡，法治指数的指标体系的各项内容设计得过高，容易脱离中国的具体法治实践，难以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
有综合性全方位涉及方方面面的法治指数，也有仅仅涉及某一个行业和领域(比如工商、财政)的法治指数。11.要采取行动，就要关注揭示原因的指标，而不是揭示症状的指标。
法治指数的诚信意味着，不仅要发挥法治指数的正能量，同时也要认真对待法治指数的限度，避免出现一种唯法治指数为上的理性的僭越。此外，法治指数的局限性还部分源自于法治指数的测评过程，尽管法治指数的量化和分析方法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依然会由于操作的问题影响法治指数测评的结果。